“一所世界排名前列的综合性大学，其最顶尖、最聪明的年轻人，最大的抱负和最优的选择，竟然普遍局限于成为高收入的牙医或是律师……”

“这本身就足以说明，对于整整一代香港青年而言，那种投身宏大工业叙事、参与前沿科技攻坚、改变社会结构的雄心与通道，正在急剧萎缩，甚至已经关闭。”

“这是一种社会精英层的集体潜意识选择，它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向上流动与产业升级的想象力，已然枯竭。”

“这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悲哀。”李焕的声音低沉下去。

“其实，在十五年前，香港是有机会改变这条路径依赖的。”他话锋一转，回到历史的关键节点，“我记得第一任行政长官在回归后不久，就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在香港发展高科技与数字经济的构想，试图为香港注入新的经济灵魂。”

“我记得，当时有个‘数码港’计划。”杨卫东点了点头，那段时期的规划他有所了解。

“‘数码港’如果能够成功，本可以成为香港从单一金融中心，向‘金融+科技’双轮驱动转型的关键支点。”李焕的语气带着深深的惋惜，“可惜，这个计划最终未能落地，诸多原因交织下夭折了。香港的产业方向，又被强大的惯性拉回到了依赖金融、地产等传统‘快钱’行业的老路上。”

他进一步剖析道：“事后看来，失败的原因很多，但其中一个关键，是香港内部已经固化的资本力量，早已习惯了金融地产领域高周转、高杠杆的盈利模式，对于需要长期投入、艰苦耕耘且风险较高的实体科技产业，缺乏足够的耐心和真正的兴趣。”

“从纯粹的资本回报率看，金融投机或许短期内不比实业差，甚至更高。”

“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另一个致命的问题，”李焕的目光变得锐利，“仅仅依靠金融和地产，根本无法为社会创造足够多的高质量、高附加值就业岗位。它只能养活少数精英和庞大的中低端服务业。”

“这才是为什么香港最优秀的年轻人，会扎堆去争抢牙医、律师这类‘高级手艺人’职位——因为这是他们在既定结构下，所能看到的、最稳妥的通往‘上层’的狭窄阶梯。”

他的结论沉重而清晰：“当社会绝大部分的财富增长与资本利得，被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依赖垄断和特权的大家族手中，而绝大多数年轻人，无论多么努力，都难以从这种增长中分得应有的份额，无法看到凭自身才智开创未来的希望时……”

李焕直视着杨卫东，一字一顿道：“这，就是埋藏最深、也最危险的社会安全隐患。它比一次金融攻击更隐蔽，也更难化解。因为它动摇的，是人心，是未来。”

杨卫东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香港回归以来，凭借其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与国际化的成熟体系，在内地的主流叙事中，长期扮演着被学习、被仰望的角色。

而李焕这番冷静到近乎残酷的剖析，却无情地掀开了这层面纱，显露出繁荣表象之下，那结构性矛盾所孕育的湍急暗流，

更关键的是，即便李焕此刻精准地预警了病灶，杨卫东也清醒地意识到，想要在现行框架下开出根治的药方，其可能性微乎其微。牵涉的利益格局盘根错节，深植于历史路径与制度惯性之中，

“想要彻底根除这个隐患，最直接有效的方法，无疑是推动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结构变革，打破现有的利益固化格局。”李焕索性将最尖锐的可能性挑明，但随即自己否定了其现实性，“然而，以当前香港内外的整体环境与力量对比来看，这种激进的、颠覆性的手术’方案，基本上不具备可操作性。”

“是啊.……这不可能。”杨卫东缓缓吐出一口气，语气沉重地承认。

维持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根本，任何可能引发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