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校。

“快过年了，就想家里的火塘，想岩婶的粑粑，想玉婆的草药茶，想雨林里清冷的空气。”阿强在信里写道，“在这边学得越多，越想咱们村。有些理论，放在别处可能只是纸上的字，但一想到咱们的山，咱们的人，就觉得那些字活过来了。导师鼓励我把村里作为我的长期田野点，我的毕业论文，很可能就以咱们村为案例。我想，这或许就是‘连接’——走出去，不是为了离开，是为了找到一条更坚实的路，走回来。”

这封信和归期，像一股暖流，驱散了冬日的最后一丝寒意。阿强的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开始张罗着打扫房屋、准备他最爱吃的吃食。村里人也倍感振奋，阿强的归来，不仅是一个游子回家，更像是一个象征——那拉村的年轻人，走向广阔世界后，依然心系故土，并带着新的光亮回来。

腊月二十二的下午，那辆熟悉的车子再次驶入村口。阿强瘦了些，也黑了些，但眼神更加明亮锐利，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背包。他一下车，就被等待的人群围住了。父母的泪水，伙伴们的拳头，孩子们好奇的打量，还有玉婆慈祥的抚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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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”岩叔用力拍着他的背。

回到火塘边，阿强的背包像多啦A梦的口袋，不断掏出给各人的礼物：给玉婆的是一本精装的、带有精美植物插画的《世界药用植物图谱》；给岩叔的是一套小巧专业的户外工具钳；给小梅的是一本关于纺织艺术与符号学的英文原版书；给小林的是一些最新的开源数字博物馆软件资料；给许兮若和高槿之的，则是几本关于教育人类学和社区发展的经典着作。

“这些……很贵吧？”小梅摩挲着那本厚重的英文书，既欢喜又有些不安。

“用学校发的津贴买的，”阿强憨厚地笑笑，“而且，我觉得这些东西，就该在咱们这里。它们在外面是书，在这里，能变成活的东西。”

晚饭后，阿强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村里发生的一切。大家便七嘴八舌地讲起“根芽学堂”的进展，苏瑾出书的事，杨研究员团队的到来，以及墙上那幅巨大的“时间地图”。

阿强听得入神，尤其对“时间地图”表现出极大的兴趣。他走到墙边，仔细看着那些标记和注释，良久，才转过身，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：“太棒了！这就是我一直在想的‘地方性知识系统’的视觉化呈现！我们课堂上讲‘传统生态知识’（TEK），很多时候是抽象的概念，但在这里，它是活的，有温度、有颜色、有节奏的！”

他转向杨研究员，像遇到知音：“杨老师，你们做的这个工作太重要了。这不仅是对一个村落的记录，更是为一种与自然共存的智慧模式存证。在现代性席卷一切的今天，这种模式的价值，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。”

杨研究员欣慰地看着这个目光灼灼的年轻人，点点头：“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像你这样，既懂得乡土的珍贵，又掌握现代学术工具的人，来搭建沟通的桥梁。”

接下来的几天，阿强几乎泡在了学习中心。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杨研究员团队已经整理出的访谈资料和初步分析，积极参与后续的讨论。他带来的新鲜学术视角，常常能与玉婆、岩叔他们的实践经验碰撞出火花。他会用“文化适应”、“社会韧性”、“知识再生产”这些术语来解读村里的现象，然后又用村里的鲜活例子，去反思这些术语的局限。

“玉婆奶奶，”一次讨论间隙，阿强问，“您觉得，咱们这些老规矩、老知识，最怕的是什么？”

玉婆正在捻药草，头也不抬：“最怕两样：一样是没人信了，觉得它没用，是累赘；一样是被人拿着当幌子，变了味道，失了真心。”

阿强若有所思：“也就是，内在的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