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微微叹息，带着一种清醒者的无奈：“长达数十年的和平发展与环境相对宽松，让我们中的许多人——包括一些拥有影响力的人——沉浸于一种线性的、可预期的增长叙事中。”

“长期的安逸与成功，某种程度上钝化了我们对历史突变和残酷竞争的感知力与想象力，甚至形成了一种认知上的惰性，不愿或不敢相信，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与游戏规则，正在我们眼前发生深刻的、不可逆的改变。我们更愿意将其解读为暂时的噪音或可管控的波动。”

“但事实的冷酷之处在于，”李焕的目光变得锐利如刀，斩断了所有温情的幻想，“我们与美国之间，或者说，与现行国际体系主导力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，正在变得日益突出且深刻。”

“这种矛盾，根植于发展模式、意识形态、国际地位以及对未来世界秩序构想的分歧。它不是基于误解或短期的利益纷争，而是源于根本性的、难以兼容的战略方向差异。因此，在可预见的未来，至少是短时间内，这种矛盾是无法调和的。”

他给出了自己的最终判断，语气笃定而冷静：“这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，而是客观存在的态势。承认这一点，是我们应对一切挑战的前提。试图用妥协或委曲求全来换取‘缓和’，在结构性矛盾面前，可能只会被视为软弱，并招致更进一步的进逼。”

书房内的时间仿佛凝滞，空气沉重。李焕的话语，像一把冰冷而精准的手术刀，剖开了繁荣稳固的表象，触及肌理之下潜藏的严峻现实与深层忧虑。

杨卫东久久不语，眉心的“川”字纹更深了。他在消化，也在权衡。

李焕见他没有打断，便沿着这个严峻的逻辑继续说下去，语气冷静得像在分析一组对冲数据：“还有一个更微观、却可能直接影响我们应对能力的现实问题——我们国内金融体系与学界中，有一大批骨干官员和学者，拥有深厚的西方名校留学背景。”

他稍作停顿，力求表述严谨：“当然，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出身论立场，更不能断言凡有海外经历者就必然‘有二心’。很多人是怀着报效之志学成归来的。”

“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承认一个客观现象：长期沉浸于西方的学术范式、理论体系与实践环境中，许多人的思维逻辑、问题分析框架乃至价值评判标准，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深度塑造，甚至可说是‘严重西方化’了。”

李焕的目光变得锐利：“这种‘塑造’的危险性在于，当我们需要与美国的金融霸权乃至更广义的西方体系博弈时，如果我们主要依靠这批思维已被对方体系‘格式化’过的人才来制定战略、设计工具、选择战场……我们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，就主动跳进了对方最熟悉、也最擅长的主导的‘预设战场’里。”

“我们会下意识地使用他们的语言、遵循他们的规则、在他们的理论边界内思考，从而在战略层面一开始就丧失了主动性和创造性，最多只能做一个更优秀的‘跟随者’或‘应对者’，而无法成为游戏规则的重新定义者。”

他总结道：“这无关个人忠诚，而是一种深层次的‘认知壁垒’和‘路径依赖’。要对抗一个成熟的霸权体系，我们不仅需要资金和武器，更需要一套真正植根于自身国情与实践、能洞察对方弱点、并能跳出对方逻辑的独立思想体系与人才梯队。”

“否则，我们可能打赢一两次战役，却永远无法赢得战争的主导权。”

杨卫东缓缓吐出一口气，李焕指出的这个问题，触及了人才与思想这一根本性的软实力层面，其复杂性与重要性，丝毫不亚于外汇储备的多寡。

这不仅仅是金融战的问题，而是关乎中国在未来全球治理与规则竞争中，能否拥有真正独立自主的“大脑”和“脊梁”的终极命题。

窗外的夜色，似乎